未來的植物園

 

與發(fā)達國家相比，中國植物園的發(fā)展歷史較短，在中國土地上的第一個植物園，是英國人1871年在香港建立的香港動植物公園，而創(chuàng)建于1929年的南京中山植物園是第一個由中國人建設的現代意義上的植物園。截止2016年，中國已建成195個植物園，這些植物園約有25%屬于“經典類型”的植物園，即有植物引種記錄，并同時注重物種保護、科學研究、科普教育和資源利用。

　　中國植物園聯盟副理事長黃宏文在“植物遷地保護與種質資源開發(fā)利用”主旨報告中介紹，中國是世界上植物多樣性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有高等維管束植物約33000種。中國植物園現有遷地栽培高等維管束植物約382科，3927屬，22375種，其中中國本土植物有288科，2911屬，22104種（含種下等級），分別占中國本土高等植物總科數的91%、總屬數的86%、總種數的60%。

　　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引種保育的數量達到14800種（含部分種以下單位），是中國目前遷地保育植物種類最多的植物園。截止2015年，中國的植物園和樹木園已經成功引種保存了中國第一批國家重點保護野生植物的85%（約270種)，保育了中國珍稀瀕危植物全部6459種的40%，還開展了154種植物的野外成功回歸。

　　在三峽工程前后，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園系統(tǒng)開展了庫區(qū)受影響的疏花水柏枝等82種珍稀植物的異地回歸；深圳仙湖植物園結合扶貧工作在廣西成功開展了德保蘇鐵的回歸；華南植物園系統(tǒng)開展了報春苣苔等28種華南珍稀瀕危植物的回歸并總結出了一套回歸模式；昆明植物園成功開展了麻栗坡兜蘭等6種極小種群野生植物的回歸。此外，中國有約10個植物園建立了數字植物園或植物管理信息系統(tǒng)，還建立了集植物種子庫、DNA庫、化學資源庫、離體資源庫和活體植物資源圃為一體的綜合保育體系，實現了從基因-化學資源-組織-器官-個體-群體的多層次、多類型的綜合保育。

　　在植物資源開發(fā)利用方面，中國的植物園共開發(fā)了1514個新品種，其中502個獲得了新品種權，另開發(fā)了751種經濟植物和284種功能植物。其中武漢植物園培育了一系列獼猴桃新品種，并推廣到國際上。在新品種培育過程中，武漢植物園還建立了植物資源收集保育、科學研究及持續(xù)利用的3R開發(fā)利用經濟植物的模式。

　　作為重要的科普教育基地，中國的植物園每年開展各類科普活動近1000場次，近3年游客數量達1.5億。

　　當目前，中國植物園界正在中國的生物多樣性保護、生態(tài)文明建設和戰(zhàn)略生物資源可持續(xù)利用方面發(fā)力，其國際影響力逐漸顯現。國際植物園保護聯盟（BGCI）在華南植物園設立了中國項目辦公室，國際植物園協(xié)會(IABG)秘書處自2013年落戶中科院華南植物園，大會期間協(xié)會召開的第14屆會議上黃宏文再次被選為秘書長。

 

“目前評價一個植物園是否成功的標準，更多的是以游客數量和資金支持來衡量的，而非植物收集、科學研究和植物保育，我認為植物物種多樣性的不斷減少是非常緊要的問題，各植物園應當引起足夠的重視，應當聚焦于如何減少物種的瀕危問題。”國際植物園保護聯盟秘書長保羅·史密斯說。

　　這一觀點得到了印尼科學院茂物植物園植物保護中心主任迪代客·威德亞特莫科的贊同。據他介紹，建立新型植物園已被納入印尼優(yōu)先發(fā)展計劃（2015-2019）和生物多樣性策略與行動方案（2003-2020），他們把生態(tài)區(qū)域的概念應用于發(fā)展新型植物園，其目的是為了在不同的生態(tài)系統(tǒng)中有效地拯救和管理生物多樣性。這一策略不僅可很好地保護植物多樣性本身，而且還考慮到契合本地社區(qū)的需求。在植物棲息地進行植物多樣性保護對那些地方性瀕危物種會更加有效，而且，將這些目標植物就近移植到合適的植物園會更加節(jié)約成本。

　　據美國密蘇里植物園園長彼得·雷文介紹，密蘇里植物園現有植物物種數量超過17000種，為更好地保育，他們搭建了一個線上數據庫跟蹤記錄這些物種。此外，在2012年時，植物園建立了“種子銀行”來保留基因的多樣性。除了園內的措施，密蘇里植物園還在馬達加斯加當地建立了十幾個植物保育點。盡管當地物種豐富，但人們因為貧窮，并沒有能力來保育這些物種。密蘇里植物園就與當地在社區(qū)內合作建立學校，一邊保育，一邊提高當地孩子對植物的認知。

　　而英國的維多利亞皇家植物園園長蒂姆·安特斯則提供了植物園在氣候變化下如何保育的新思路———數據分析。據介紹，該園內植物物種都記錄在數據庫里，通過數據可以分析植物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在一定的、可預知的氣候環(huán)境下適不適合生長。此外，通過天氣變化的數據，可大概預測未來90年悉尼的氣候。蒂姆還在現場展示了一張圖，根據數據預測，2090年悉尼的氣候跟中國重慶的氣候相似，于是他們通過分析目前重慶植物物種的保育情況，可以提前做好植物保育計劃。

　　“在國內，大眾對植物園的理解過于狹隘，植物園并不是只具有觀賞及教育的作用。按照作用類型來劃分，植物園可以分為四類，分別為觀賞性植物園、保護型、研究型、教育型以及綜合型植物園。每一類的植物園在其側重功能上有所不同，因此其產出也不盡相同。”華南植物園園林部主任廖景平說。在他看來，現階段我國的植物園對重要植物資源的發(fā)掘和利用依然不夠，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植物園將進入科學植物園的階段，其多樣性將大大助推生物產業(yè)的發(fā)展，也會有更多的植物產品進入百姓生活。

 

早在今年3月，國家發(fā)改委等相關部委就曾召開會議就支持云南昆明建設國家植物博物館進行專題研究。為將國家植物博物館建設成為國際頂尖、世界一流的大型植物博物館，在第十九屆國際植物學大會期間，昆明市政府舉行了項目推介會和國際專家咨詢會，就中國國家植物博物館項目的建設，問道國際植物學大會。

　　項目推介會邀請了參加第19屆國際植物學大會的國內外嘉賓、中國科學院“三園兩所”專家學者近400人參加。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程連元首先介紹了昆明籌建中國國家植物博物館的背景和設想。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生態(tài)文明建設持續(xù)推進，綠色發(fā)展理念深入人心，為在昆明建設中國國家植物博物館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時代機遇；云南立體的自然環(huán)境孕育了從熱帶、亞熱帶至溫帶甚至寒帶的幾乎所有植物品種，昆明四季如春的氣候環(huán)境適宜植物生長和人類安居，為在昆明建設中國國家植物博物館提供了得天獨厚的生態(tài)環(huán)境；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指導支持、國家頂級科研機構在昆的落地發(fā)展以及社會各界對植物資源研究、保護、開發(fā)的高度關注，為在昆明建設中國國家植物博物館提供了政策、人才、輿論的多方支持。程連元表示，中國國家植物博物館的籌建必將為同步建設的中國昆明大健康產業(yè)示范區(qū)提供有力支撐，兩者將共同助力把昆明打造成為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健康、健康產業(yè)發(fā)達、健康服務完善、健康品牌靚麗、健康文化鮮明、具有國際影響力的“中國健康之城”。

　　“把植物博物館與大健康產業(yè)以及人類的未來結合在一起，這是一個非常棒的主意、非常棒的理念。”美國密蘇里植物園主任彼得·雷文用了兩個“非常棒”作為開場白。他表示，植物博物館應既有標本，也有活體植物，更是作為研究機構存在，但其最大的挑戰(zhàn)就是如何展示植物的美。可以借助一些設計師的設計，讓植物以一種更美的姿態(tài)、以一種更加激勵人心的方式展示在參觀者面前。“這個博物館是留給子孫后代的一份禮物，要讓孩子知道理解為什么要愛植物，如何與植物共生，如果我們的后代能夠真正明白除了人之外其他物種的重要性的話，我相信我們的地球、我們的世界會更加多元化、更加安全。”彼得·雷文說。

　　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原主任許再富表示，當今我們對自然資源的濫用，已經給包括植物在內的生物多樣性造成諸多負面影響，許多生物在地球上的消失比其在自然過程中的消失速度加快了1000倍，所以博物館應該傳播“搶救植物就是拯救人類本身”的理念。植物的科普教育是一個充滿挑戰(zhàn)的事情，需要抓住兩個重點，第一不要只講科學，不講文化；第二就是博物館要與旅游業(yè)結合才會具有生命力。

　　英國愛丁堡植物園主任，曾任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副館長史蒂文·布萊克莫表示，從世界范圍來講，專業(yè)植物博物館或者是以植物為主題的博物館數量十分稀少，如何建立一個有序的、高層次的植物博物館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挑戰(zhàn)。但一個好的植物博物館重要的一點就是大家看了以后，回去能夠有所思：我學到了什么，我能夠做什么，怎樣才能讓我們有更好的未來。